作者 | 永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推不推荐《孤注一掷》，是个很让人为难的问题。

说推荐吧，但也的确存在禁区，待君考量。对于阅片量较大的朋友而言，该片的故事完成度与艺术高度，未必排得上优先队列。

但说不推荐，却又好像站不住脚。

电影上映至今票房已破16亿，那句从影片连贯到现实的宣传语显得异常刺目——“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

《孤注一掷》海报

许久没有看见这样直白揽客的电影宣传了，明白抛出商业目的，但给了它一个绝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先决条件：虽然我想赚钱，但我钱赚到了，你被骗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说不上来是电影制作人变聪明了，还是社会新闻在今天太“好用”了，一种特定的“现实主义商业片”开始在文艺市场上风生水起：它们往往改编自现实，有着大众关切的现实议题，紧扣观众心理，切中当下时代我们普遍拥有的恐惧和欲望，脆弱和渴望。

电影不乏说教意味，令观众一直紧绷着理智线，根本不是纯粹的消遣产品。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观众对这样的“爹味”似乎很受用。

今年的两部票房黑马《消失的她》与《孤注一掷》，都是这样的电影。社会性话题+大尺度片段精准投放，借助短视频的浓缩营销，在宣传期就大方抛出电影里最抓眼球、最吊大众心理的片段，扫除观众买票前的犹豫。

《消失的她》剧照

即便还没看，也不能不为之好奇，甚至在已差不多被剧透干净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买一张票走进电影院。

至于走进影院后的所观所感所思，那是后话了。

被隐藏的现实

站在新闻人角度，现实主义商业片大面积涌入市场，有着让人激动的一面——至少，这说明现实议题在今天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公众关注度，有着挤占大众注意力前锋的地位。往后，现实题材院线电影也或许能吸引到更多投资和关注。

《孤注一掷》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不过，依然是从新闻人的角度，“现实主义电影”的爆火和出圈，在令人欣喜的同时也令人唏嘘：电影，终究是比严肃新闻好卖。

当现实主义甚至社会新闻直接作为材料进入文艺创作，后者的大众文化消费属性，为前者的公益、公共属性做背书，强强联合，岂不乐哉。

既然打出现实主义的名号，就必须紧贴现实，更得对现实有所解码和呼应。而如何保证这种解码最小程度被批评和审视呢？

一个重要内驱力是影片的功能性，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意义”。

《消失的她》与《孤注一掷》皆有着超出票价的教育意义，一个为“远离渣男”，一个为“远离赌博”，一个最适合安利给闺蜜女友，一个适合带上父母亲眷，全家出行，总之不亏。

《孤注一掷》中，因想要继续赌博向母亲索要手机而威胁母亲的赌徒

为《孤注一掷》片方想个营销策略：全家桶打折，超过五人半价。和乐美满，功德无量。

我们历来有着这样的观念：对于具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即便不喜欢，也不能批评。毕竟，若有人因为你批评的声音不去看，失去了一个廉价受教育的机会，你就成了罪人。

从客观新闻里看到的数据和报道，还不够“刺激”，不足以通过警示达到教育的目的。而通过戏剧性的艺术刺激，对现实受众达成某种说教甚至改变的积极作用，甚至已成为所谓现实主义的衍生内涵。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扒开影片情节去看细节纹理，然后会发现，《消失的她》与《孤注一掷》关于“现实”的逻辑其实都非常牵强。

《消失的她》剧照

两者都声称改编自现实新闻，但本质上，改编的都是那种会被新闻报道导语摘出来的、最“情节化”甚至是“戏剧化”的片段。《消失的她》里的杀妻骗保，《孤注一掷》里的断腿扯甲，什么是最容易被短视频营销号搬上头条标题的，什么就是电影最大的卖点。

前者原型，泰国坠崖孕妇，凭借着自身不屈的求生欲与智慧，最终为自己搏得生机，让罪犯被绳之以法。这一过程不可谓不惊心动魄，当事人女性在这期间经历的严峻心理考验和精神情感折磨，其中斗智斗勇，是一篇详实的新闻报道可以加以还原的。

而电影，将叙事的第一视角交给了加害者，也就是事件里的男方。刻画他的不完美犯罪，他是如何一步步陷入赌博、人性沦丧，走向绝路。

《消失的她》剧照

相较之下，作为被害人的女主角，全程几乎没有任何情感纠结和人性厚度的刻画，纯粹是为了完成一桩杀鸡儆猴的犯罪而生的工具人。银幕外的观众，就是被吓得一惊一乍的“猴”。

《孤注一掷》里的张艺兴、金晨和王大陆也成了被杀掉的“鸡”，电影艺术和视觉技术将这场屠杀演绎得精彩漂亮，鲜血淋漓，从银幕内溅到银幕外的观众身上。

《孤注一掷》剧照

然而，当观众惊魂未定地走出影院，忍不住安利身边亲朋好友去看，一时间你又辨不出，到底谁是“鸡”，谁被杀得漂亮且痛快。

这种电影力求留住观众，而新闻力求留住事件里的“人”。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也是真伪“现实主义”相区分的一大关键。

被美化的现实

从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开创性成功，到2023年《消失的她》与《孤注一掷》大卖，国产电影似乎找到了一条将现实题材与商业叙事结合起来的阳光大道：以小人物为中心的奇遇式叙事，被社会最大公约数受众认可的核心价值导向为内核，再均匀地请几个演技派和流量明星，票房不愁。

《我不是药神》剧照

这已然成为兼具商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公式，是可以被复制和追随的。

一句“改编自真实”的威慑性往往大于一篇考据详实的报道，后者没有“角色”，只有人物，而前者不光有角色，还有明星，有精心设计的视听语言。

毕竟，当人们想要对某个沉重的现实议题做出呼吁和警醒，往往会选择一部电影、一部小说，甚至是一句哲人名言，但不会选择一篇报道来说教。

时间、地点、人物，直接引语、克制表达，这些并不刺激的东西，在传播上居于下位，不值钱。而电影，通过更直接赤裸的视觉刺激，精心考究的台词对白，把来自现实例子的教训狠狠印入人们头脑里，达到动之以“情”的效果。

《我不是药神》台词截图

这就有点像一些家长不擅长晓之以理，但深谙棍棒教育之道。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即便不明其中原理，但被吓得老实，也是一种老实。

从社会意义层面，电影在商业媒体式微的年代承接过去了一部分大众教育功能，在“好看”的商业基础上，能让人反思现实，带给人一点希望，就算有艺德了。

《我不是药神》带来的希望，是天价药入医保，主角成为道德上众望所归的平民英雄；《奇迹·笨小孩》带给观众的希望，是一个充分肯定个人努力的社会，是“敢拼就会赢”的时代信条；《孤注一掷》带来的希望，是振奋人心的犯罪团伙被“一锅端”，是反诈教育深入人心。

《奇迹·笨小孩》充满希望的结局

有一个国家的现实主义电影也具备高度商业化和类型化特征，但却往往落在一个并不明朗和振奋的结局，这国即以尺度和深度著称的韩国。

不少近年来口碑不错的韩国商业片如《出租车司机》《小委托人》《辩护人》，都有着一个标准的好莱坞式的起承转合结构，却几乎都包裹着一个黑色的主旨，而那个黑色内核，才是摒除所有戏剧处理之外的真正现实的回音。

那部进击奥斯卡的《寄生虫》，从技术与质感上虽然并不十分现实主义，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包裹的，是一种更残酷的现实基底，即被韩国影界反复书写的阶层矛盾。

《寄生虫》截图

有时候，现实黑暗得让人喘不过气，电影就会在写实基础上给予一点希望和遐想，这出于叙事完整性或戏剧张力的艺术要求，或是出于创作者对现实的悲悯和善意。

比如那部对法律造成直接影响的《熔炉》，到最后也给了人略显鸡汤的振奋希望。

而很多时候，真正的现实往往是拍不出来的。不仅因为审查尺度、情节密度和复杂性，也因为现实的人和事往往混乱而散漫，没有明确的结构与起承转合，是“去戏剧化”的。

有现实感的人物也往往是复杂的、难以被归纳概括的，具有一眼看不穿的厚度。

《寄生虫》剧照

“现实主义”这一戏剧类别的起源是纪录片，纪录片是不会“三段式”分布的，也不可能有注定的大小高潮和转折点。

而卖座的商业电影，需要的是鲜明的个性与强冲突性，是能被最大公约数观众接受的通俗感。

因此，如何把“现实主义”素材和观赏性高的艺术作品结合在一起，早已成为导演们的创作重心。即便是偏文艺的影片，也会想办法通过提取鲜明的社会议题和关键词来吸引观众，比如2017年的性侵题材电影《嘉年华》。

《嘉年华》剧照

这与大众新闻的演化逻辑不谋而合：如何把新闻写得好看，如何让一起真实发生的事情第一眼就能最大程度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和肾上腺素，甚至成为比追求黄金六要素、实证与公共价值更重要的东西。

被排挤的现实

现实主义作品不再现实，电影仍然承担按摩椅的作用。可硬币的另一面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影视剧？

上世纪末，第五代导演拍摄了一批社会百态题材电影，在今天，其实也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只不过，它们的市场待遇耐人寻味。

仅以近两年的作品为例。一个前不久周迅、董洁主演的网剧《不完美受害人》，讲职场性骚扰、权势性侵、性侵取证，全是敏感且历来争议巨大的现实问题。但受害人并非工具化和去人性化的，加害人也没有被刻画得暴戾或愚蠢，而是皆有着一层扑朔迷离的人性灰度。

职场新人、年轻女孩赵寻在被上司侵犯后，并没有选择立刻反抗和报警，而是在怯懦、退让和隐忍中沉默了。

遇到职场性骚扰，职场新人选择隐忍退让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而在侵犯发生之前，她也不是社会舆论希望的那种完美受害人。她接受老板的高价礼物，明知道这些物质赠予代表着职场权力阶层对自己身体的赤裸欲望，但出于对得罪权势者的懦弱，出于对不可控事件的愣然，还出于一部分对物质与地位的虚荣心，总之，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定反抗。

这样一个受害人，不够单纯，不够清白，也不足以在第一时间立刻勾出观众同情的眼泪。剧播出后，打开社交平台，扑面而来的是对编剧水平的质疑。

现实的复杂性因此凸显了：当同情、愤怒、恋爱脑、虚荣心，这些鲜明的情感支点被刨除，“现实”在观众眼里还是什么？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是无法用善恶、强弱简单衡量的暗面，是可以激起观众进入摇摆和深思状态的撬柄。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让人看后进入对外部现实更深的反思，而不是仅能涨起一些单纯的希望。

同样是以少年犯罪为题材的青春成长片，《少年的你》就套了一个相对更理想主义的外壳，而2019年的《过春天》就将多一层反思掷向了由社会、学校和家庭筑成的外部困境。

《过春天》剧照

锋利的善恶抉择、正义对决，感人肺腑的营救与牺牲，这些可以是教科书级别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也可以是“剧本杀”桌面上排列组合的戏剧性条件。

但它们不是现实，也不是“现实主义”。

当所有的“高潮”情节和超人性人物都没有，没有《药神》里的平民英雄，也没有《孤注一掷》里匪窝里的爱情，没有《消失的她》里为你雷霆复仇的女侠闺蜜……我们仍能接受更复杂的、挑战情感惯性的“现实主义”吗？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电影其实不需要“现实”，艺术应该造梦，应该给观众提供一个抽离现实的空间与机会。虽然《消失的她》与《孤注一掷》大卖，但今年最受观众欢迎的，大概还是《流浪地球》《封神》和《长安三万里》。

《长安三万里》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理想的电影，或许应该把脚步放轻一些，可以尝试不动声色一点，留白多一些。

不过，从电影工业的角度，这反而是“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了。某种程度上，在今天，电影需要将观众“骗”进影院，需要握牢每一个抓住观众注意力的机会，即便是优质的表达也需要争夺注意力，已是各行业心照不宣的规则。

“取材现实”的商业类型片正在迎来市场春天，对国产影视来说总归是一个好趋势。至少，可预见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关注现实议题，去翻看真实的故事和报道，从普通人身上攫取原料塑造人物，以一种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去讨论社会议题。

再造一个两小时的梦，也无伤大雅。